三月春深,金陵,春寒尽消,天气陡然就暖了起来。
秦淮河两岸的柳絮已经飘尽,取而代之的是满城郁郁葱葱的槐树和榆树,枝叶在日渐暖热的风里翻涌着,投下一片片浓淡不一的绿荫。
但这份暖绿却并没有让朝廷的诸公心情好上半分,只因户部刚刚编织的去岁财计,像一盆冷水,浇在了所有人的头上。
这份账簿,是户部尚书严珣与度支吴玄章,还有审计王瑰,花了整整一个半月,将去岁各道、各监司报上来的所有账目,逐条核对、逐笔勾销之后,才汇总出来的。
账簿用黄绫装订,厚达两百余页,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类收支的数字,每一笔都有出处,每一笔都有经手人的签押和印信,清清楚楚,无可辩驳。
可正是这份账簿,让大明皇帝陛下赵怀安看完后,沉默了整整一盏茶的功夫。
此时,赵怀安照往常一样,坐在华盖殿东暖阁的案后,看着手里的全年账簿。
其中最显眼的一个数字是三千七百二十万贯,这是去岁全年军费开支的总数。
而这个数字,则占据了去岁全国财政总收入五千一百万贯的将近七成三。
在这个数字旁边,还有一行数字,其条目还有户部的批注:
“军费之外,百官俸禄、宗室供养、各州县行政杂支、岁修河渠道路、常平仓籴本、学政经费、诸监司工料、驿递、恤赏、祭祀等项,合计约一千三百八十万贯。
“两相抵扣,去岁国库结余,约为一十三万贯。”
十三万贯!
对于一个年收入超过五千万贯的帝国来说,这个结余数字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换句话说,刚刚才立国一年的大明,在头一年,就已经入不敷出了。
而之所以还能剩下十三万贯,还是因为去岁秋粮收成不错,加上淮南、江南东几道的商税有所增长,否则,这个数字很可能是负数。
赵怀安是真正长叹了一口气,沉默了很久,然后对候在一旁的赵六道:
“六啊,去把严珣、吴玄章、董光第、王瑰叫来。
赵六看赵大脸色,不敢怠慢,连忙要去。
忽然,赵怀安叫住了他,又道:
“把左右二相,还有左右二大都督也喊来,这事要议一议。”
赵六点头。
大明的左右二相主要构成了政府职能,其中王铎分管政事,张龟年分管军事,二者构成了门下省。
而门下之下就是六部和三司,负责具体的执行事务。
然后赵六和豆胖子则分管通政司,专门负责接收门下,六部、三司的奏疏,也作为赵怀安传召外朝的行走。
而门下的政事堂、六部三司的部堂是在一块的,都在奉天门外的西侧,而大都督府则在东侧。
具体的地理就是,以奉天门分宫内外,政府各部为外朝,在皇城里,宫城内。
然后奉天门下是金吾衙门和赵六、豆胖子的通政司,再里面就是大明皇宫诸殿。
而因为赵怀安常年办公都在奉天门后的华盖殿处理公务,所以与外朝的直接距离不到三百步。
所以,在赵六去了没多久,王铎、张龟年、严珣、吴玄章、董光第、王瑰、王进、郭从云就先后到了东暖阁。
待八人坐定,赵怀安就将女官们誊抄好的一张总表发了下去。
在场之人,除了王进、郭从云是对政府财政收支没有数的,其他都是已经晓得了这个情况。
所以,王进和郭从云一看到这个数字,那是真的吓了一跳。
最后,王进前后看完,开头道:
“陛下,臣虽不是财计。”
“但也晓得三军未动,粮草先行。”
“养兵要花钱,打仗更要花钱。”
“去年北伐虽然还没正式开打,但光是把各路人马调集到徐州、汴州一线,修筑营垒、囤积粮草、打造器械、征发民夫,这些开销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。”
“要是今年真要开战,花销只会更大,不会更小。
赵怀安点了点头,道:
“你说得对,打仗就是烧钱。”
“但问题是,按照现在这么花,大明是扛不住的。”
“一旦北伐全面展开,军费开支会比现在翻上几倍,到时候,钱从哪里来?”
这句话问出来,暖阁里安静了片刻。
就在这时,郭从云举手,忽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:
“陛下,臣不懂这个,说这些话也没有要指责谁的意思。”
“但是臣有点不明白,以我大明饶富养二十万兵就要花这么多,要耗三千七百二十万贯。”
“那李克用、朱温之辈,如何养兵的?”
“就李克用那边,自占北地后,胜兵不在十五万!”
“再加上成德、魏博,总兵力能到二十万。”
“还有朱温,如今其地不过半个关中,地贫人少,都有三四万兵马。”
“这里面的账,臣有点算不清。怎么就我们养兵如此之巨呢?”
“难道李克用、朱温有什么撒豆成兵的秘诀吗?”
“哪位能为在下解这个惑呢。”
这个问题问得极好。
甚至好到暖阁里的文臣们一时都没有立刻开口。
因为郭从云是真不懂财计,却恰恰问到了大明军费最尴尬的一处。
若只看账面,确实会让人觉得不对。
大明岁入五千一百万贯,养二十万兵,去岁军费便耗三千七百二十万贯。
可李克用、朱温这些藩镇,地盘小得多,户口少得多,却也能养十几万、二十万兵。
难道他们的钱粮比大明还多?
当然不是。
这其中的差别,不在养不养兵,而在怎么养兵。
王铎作为首相,自然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,他看向赵怀安,见赵怀安点头,这才开口道:
“郭帅问得是。”
“臣先说最简单的一句,李克用、朱温不是不花钱,他们只是有许多钱不在账上。”
郭从云皱眉:
“不在账上?”
王铎道:
“正是。”
“我大明如今养兵,是把军饷、口粮、马料、衣甲、弓弩、营房、医药、伤亡抚恤、军属安置、训练器械、转运损耗,全都列入国库开支。”
“也就是说,一个兵从入伍、训练、披甲、吃粮,到他受伤,战死,家里得抚恤,都在账上。”
“可藩镇不是如此。”
“藩镇牙兵,许多本就庄园,私奴和部曲。”
“节帅给他们发一部分粮饷,他们自己还会在地方摊派,在城中收保护钱,在乡里占田,在商路上设卡。
“这样的坏处就是,他们的兵,名义上是属于他们的,实际上却是属于各军头的。”
“一家有兵数百,各家加起来,就成军了。”
“这样的部队,极靠核心部队的战斗力。就比如,李克用真正的核心就是他麾下差不多万余左右的沙陀精锐。”
“有这股核心,他才能作为众军头的盟主。”
“而一旦这股核心损失,北地众军头就要一朝而散。”
“所以,李克用真正要负担的就是这股核心的部队,以及每次出战的开拔费用。”
“但这不意味着,其他军头是不花钱的,只不过不是李克用出,而是北地百姓出。
他顿了顿,继续道:
“而咱们大明,养的是什么样的兵?是经过正规训练的、有固定编制的、装备齐全的、按月发饷的经制之兵。”
“有完善的后勤保障、医疗保障和抚恤制度。”
“这样的兵,从招募到训练,从装备到补给,从日常操练到战时消耗,每一环节都要花钱。”
“一个兵,从入伍到能上战场,至少要训练半年到一年,这半年里,他不但不能形成任何战斗力,还要吃掉大量的粮食,消耗大量的装备。
“我们大明的武士,一个年薪大概在二十贯左右,可朝廷要维持他的战斗力,就要花八十贯,如此一个武士就差不多要百贯上下。”
“而且,咱们大明实行的是募兵制,不是府兵制,兵士是职业武士,所以从他入伍到退役,一切生活所需,都要由朝廷来承担。”
“所以,咱们养一个兵的钱,可以养李克用、朱温的三到五个兵。”
吴章接过话头,点头道:
“王相说得对。但还有一点,也是咱们大明的军费开支里,有很大一部分,并不是直接花在武士身上的,而是花在了与军队相关的配套体系上。”
“比如,军器监要造兵器,就需要采购铁料、木料、牛筋、牛角、羽毛、生漆,这些都需要钱。”
“各地的军仓要储备粮草,就需要采购粮食、修建仓库、支付运费,这些也需要钱。”
“再如军队的通信、情报,需要养驿卒、养信鸽、养马匹;军中的医疗,就要养医官、采购药材、修建医馆。
“可以说,我大明处处是要钱的。”
“而李克用、朱温的部队,几乎都是靠分配战利品来维持士气。”
“他们攻下城,这座城是麾下军头和武士们共同的,如李克用要想不准武士们劫掠,那他就要赔偿下面钱。
“这种军纪的维系,全靠主帅威信。”
“但威信这种东西,一次能当钱用,两次也能,可第三次,还能吗?”
“再说医疗这块,外藩那些部队,几乎等于没有,伤兵能不能活下来,全看自己的运气。”
“所以,看起来,他们的军费开支比我们少得多,但他们的军队,在组织、装备、后勤、持续作战上,和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。”
赵怀安听完,点点头:
“王相和吴卿说的,都很中的。但朕想,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,那就是我大明,要养的不只是兵,还有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。”
“李克用、朱温,他们不需要养那么多官员,不需要修那么多路,也不需要兴修水利。”
“他们的全部开支都用在军队就行。”
“而我大明,是一个国家,不是一个藩镇。”
“我们要做的事情,远比他们多得多,摊子大,那自然就支出大,处处用钱,这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他顿了顿,然后道:
“但话说回来,开支大,不是问题。”
“问题是,我们的收入,能不能支撑起这么大的开支。”
“去岁,我们的收入是五千一百万贯,听起来不少,但花起来,就捉襟见肘了。”
“如果今年再不改革税制,拓宽税源,等到北伐真正开打的那一天,国库里拿不出钱来,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。’
这话一出,暖阁里再次安静下来。
所有人都明白,陛下今天叫他们来,不是为了听他们解释为什么军费开支这么大,而是要他们拿出一个办法来,解决这个“钱从哪里来”的问题。
最终,这个问题还是要由户部严珣先开口。
他清了清嗓子,声音让所有人都能听清:
“陛下,臣以为,问题的根源,还是在于我们目前的税制是有些跟不上大明现在的情况的。”
“拿去岁全国财政收入来说,其总计五千一百万贯,其中田赋收入约两千四百万贯,商税收入约一千三百万贯,盐铁专卖收入约八百万贯,其他杂项收入约六百万贯。”
“田赋占了将近一半,但田赋是有上限的,天下的田亩就那么多,后面就算拿下北方,恢复中原和西北的土地,那支出也会增多。”
“而且,田赋的收入上限是稳定的,加税就会逼得百姓弃田逃亡,到时候税基反而萎缩。”
“而盐铁专卖的收入,也同样如此,再往上提价,私盐私铁就会泛滥,朝廷不但收不到税,还要花更多的钱去缉私。”
“唯一还有增长空间的,就是商税。”
严珣说到这里,停了一下,看了一眼吴玄章,然后继续道:
“但商税之所以增长缓慢,不是因为没有税可收,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商税制度,漏洞太多。”
“各地关卡林立,征收标准不一,有的地方重复征税,有的地方则完全收不到税。
“商人为了避税,宁愿走小路、绕远路,也不走官道,导致大量货物在流通环节中脱了缴税。”
“更有甚者,一些地方豪强和官府勾结,把本该缴纳的商税直接截留,化为私用。”
“臣去年,曾派人到江西、福建几道暗中查访,发现有的州县,实际征收的税,还不到应收的三成。
赵怀安听完,没有反应,因为他晓得这个情况。
其实大明目前有四块比较复杂的地方,一个是三川这个,目前还都是属于王建的私囊,而且为了政治稳定,赵怀安也一直让王建依旧在成都坐镇,只是少部分官吏在分到三川地方,逐步控制。
所以,三川那边虽富裕,但实际上交给朝廷的是比较少的,大头就是用在王建的部队和陇西李茂贞的部队了。
再然后就是除了广州的岭南地,目前大明对那些地方也主要是羁縻,还是以大量本地酋帅自己管理地方,所以那块的税也是收不到的。
还有就是福建,福建这地方比较特殊,当年赵怀安让王潮南下收闽,但实际上也只是控制沿海的几个地方,广大的山区腹地,同样也是羁縻,自然也是没有的。
最后就是包括安南的桂管了,这地方大明都只算是理论上控制,也就别提收税了。
所以,像严珣说的这些,他早就晓得了。
无论再怎么遗忘,都不要忽略,此时的大明才只是个开国两年的新朝,不服王化之地甚多,实际上能一年收五千万贯,就已经全靠商税撑着了。
他看向吴玄章:
“吴卿,你是度支使,商税的事,你怎么看?”
吴玄章拱了拱手,道:
“陛下,严尚书所言,句句属实。”
“臣在三司,每日经手的各地商税报表,确实有不少问题。”
“但臣以为,商税征收不力的原因,除了制度漏洞之外,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,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税收体系,本质上还是沿袭了前朝那一套。
“以田赋为本,以人头税为辅,商税只是补充。”
“这套体系,在天下太平,人口固定、土地兼并不严重的时候,还能维持。”
“但如今,大明立国不过两年,天下尚未完全平定,人口流动频繁,用钱的地方也多,再沿用旧制,已经跟不上形势了。”
赵怀安道:
“那你的意思是?”
吴玄章道:
“臣以为,应当对现行的商税制度,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。”
“不只是在现有框架上修修补补,而是要重新制定一套统一的、覆盖全国的商税征收规则。”
“这套规则,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。”
“其一,统一税目,取消各地自行设立的各种杂税、附加税,只保留朝廷规定的几种主要税种。”
“其二,统一税率,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,无论是大商号还是小摊贩,都按照统一的标准纳税,避免各地标准不一、苦乐不均。”
“其三,统一征收机构,专门由三司下面的商税院派遣税吏负责征收商税,不再由地方官府代收代缴,防止截留和贪墨。”
赵怀安听完,没有立刻回答,而是思考了片刻,然后道:
“你这三条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,阻力不小。”
“取消地方杂税,等于断了地方官府的财路;朝廷直接派税官到地方,等于从地方手里夺权,这些都难。
吴玄章道:
“陛下所言极是,这些阻力,臣都考虑过。”
“但臣以为,税制改革,关系到国本的稳固,不能因为怕得罪人,就不去做。”
“大明要北伐,要统一天下,要造太平之世。”
“唯一的正途,就是建立一套公平可持续的税收制度。”
“这件事,早晚要做,晚做不如早做,现在做,虽然会有阻力,但为了北伐,都要克服。”
赵怀安点了点头,思索了下,道:
“这件事不小,你先回去,和户部、度支司的人一起讨论下,拟一个详细的条陈出来,半个月后,御前再讨论一下。”
吴玄章躬身道:
“臣遵旨。”
说实话,当君臣一问一答结束时,其他人都还惜了。
就是怎么就变成了要改革税制?因为明眼人都晓得,今年的大明财政支出是非常特殊的,要多准备十万新兵的扩编,再加上之前疏浚运河,还有支援中原,财政支出当然巨大。
可这却非是常项,实际上,只要挺过这两年,大明的财政会越来越好。
然后陛下和吴玄章就忽然要改革税制了?
如此众人就晓得,这次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就这样,一众公卿内心各有所思,也下拜退走了。
一切在半个月后的那场御前财政会,就见分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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